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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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动国内改革，在现有的决策思维框架内，自然成为很合乎逻辑的最佳战略选择和眼下唯一的良策。以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正是在这一考虑下展开的，虽然是用加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17］。问题在于，入世将带来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变化就是内外市场迅速趋向统一和竞争的国际化。在中国产业竞争力未发生根本转机的情况下，匆忙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能够推动中国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吗？ 二未来外资的竞争压力 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在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的分配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加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反过来又形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达成的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悍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实力相当，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则可能成为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经济实力悬殊，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被进一步强化的经济从属地位的美丽托辞。然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可以运用排他性的主权权力、根据国家利益的要求权衡并决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以最小的让步争取最大的利益。 迄今为止，中国引进外资一直是在没有加入世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并未妨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入世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极大提高，在经济技术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能否促使中国民族工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根本地要靠中国的产业实力，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决心和愿望、甚至一相情愿的幻觉上。应当基于中国的产业实力确定入世的谈判策略。也就是说，让步的底线即中国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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