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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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1990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0.46，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刚从上海来的时候，就喝了两天的风沙。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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