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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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改革开放或者说革命，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 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我们在批毛的这个“左”的思潮、“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 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那么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问题，在我看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实在上世纪之初，已经被人察觉了。有位参与了中国1927年革命的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发表了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当时的职能是要解决谁对中国27年革命承担责任，因为此人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他要说明的是问题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这本书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书的序言中，把中国百年的问题揭示出来了，书的名字叫《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伊罗生(国内没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找到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来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曾经的那样去循序渐进地走完其发展道路，因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去，它要越过西方循序渐进发展的阶段，就是说它要大跨步大跃进的姿态来完成追赶，而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老的轿子和现代的飞机可以同时并存于世，而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但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中国近五十年来(作者可能是指洋务运动到著书当时)所发生的许多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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