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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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出和讨论了几个问题，这与张宇燕的评论相互补充，使讨论更加深入。第一是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奇迹》把战略选择作为外生变量，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形成。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绝对化。如果把考察范围从５０年代以后扩至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反抗侵略，富国图强如何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前面，就会对问题有另一种认识。张宇燕则从目的和手段、内生和外生的关系方面指出了《奇迹》的片面性。两位评论人都认为，赶超战略和计划体制的选择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看是失大于得，但从局部看，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却是功不可没。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完成了某种独特的、命定的、也可能是神秘的历史使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去实现连续几代中国人的工业化之梦想，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大发展铺平道路，并顺带着用自己的“失败”来衬托今后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展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强调改革宏观政策环境是对的，但忽视了市场主体培育及其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放开粮价，放开经营为例加以分析。第三是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把战略转轨放在中心地位，但对建立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不曾提及，其实，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只有力量对比改变了政府立足的基础，市场制度基础结构的建设才能取得进展，战略转变才能同时获得突破。第四是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奇迹》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验作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但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说明，评论从确立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方面比较分析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主张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和危险，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激进措施，或者准备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与此相应，张宇燕对《奇迹》关于中国经验的普遍性提出质疑，认为增量改革有一些特殊条件，如中国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文革”打破了阻挠改革进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时中国有改革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和发展乡镇企业，其种子改革前已经种下；海外华人对大陆改革的热烈反响和大规模投资。这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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