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兼评公共产品论与双元结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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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说，西方公共产品是围绕着市场失效、共同消费性、公共产品最佳配置以及“社会抉择”(注意这里正是他上面所指的——无所不知的仲裁者)等，在数百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我国财政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和理论思路。这句话是对的，作者介绍西方公共财政学的演变与发展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作者在介绍时，对西方公共财政学说抱有先验的观点，没有采取必要的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并在没有充分对比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得出西方公共产品学说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这显然是严谨的学者所最不可取的事情。要知道，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帕来品曾在近代中国风靡一时，但随着旧政权的倒台，这种理论因不适合我国国情而烟消云散。而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是在经过了公共财---商品货币关系----价值分配论，剩余价值分配论，逐步发展到国家分配论、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国家分配制导论、国家分配调控论的，并广泛吸收和运用了西方数理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投入产出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优秀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财政战线上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实践检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都认为成就是很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建立，这种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完全抛弃不顾肯定是不行的，照搬照抄西方公共产品学说也是没有出路的。 要知道，认识的迷误，是工作失误的根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样做既迷误了自己，又会给别人以误导。 应用科学和技术是可以学人家的，基本理论是同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决不能同西方接轨。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对于政府职能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维护和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财产关系”。不论是那一派经济学家，都把这个职能当作为政府基本职能，并认为，相对于这一基本职能来说，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活动具有实现的意义。关于这一点，西方的一些学者往往并不讳言，并把它当作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有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作为共识的原理一样。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却往往上了当，把这一前提遗忘了，以至走入了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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