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这个阶段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接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城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40-50%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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