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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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已经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击一猛掌！ 1993－1994年,经济高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600亿,跃增至1993年的1.3万亿,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八十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做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做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利或以“寻租行为”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做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十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历史角度肯定其进步意义。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机发生。与前三次滞涨型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涨型危机,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涨型危机过程中,政府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税收主源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左右。此时,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仍不得不掏口袋购买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用债务(社会存款)来买债,亦即寅吃卯粮了；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显然是政府信用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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