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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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从而,以人民公社体制做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于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于是渐次开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于是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造就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二. 中国的四次危机异同分析 四次危机的周期阶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确划分的。但四次危机发生的周期时间却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1960--第二次1978(18年)--第三次1988年(10年)--第四次1994年(8年)。今后的危机周期在阶段性上可能更加难于明确划分,高涨与危机同步,或复苏与高涨同年；而且周期的时间距离会更短。尤其当非国有(国营)经济渐渐成为主要经济成份,国家垄断金融、外贸和计划控制要素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中国经济将可能较少出现以往那种损失惨重的明显的大规模滞涨型危机。 改革前中国处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间发生的两次危机基本一样：工业扩张、投资膨胀的同时农业供给下降；其后是财政赤字导致分配不足,新增生产能力下降引发就业问题……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费都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因此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并不明显。 改革后的两次危机则显然与前两次迥异。一是危机形成于投资消费双膨胀造成的通货膨胀。二是对应危机所采用的行政计划手段与改革后的经济结构不适应,过度紧缩往往造成国有企业的生产停滞,反过来再作用于政府财政,形成恶性循环。三是随着市场化的民营经济逐渐成长和海外资本的大量涌入,政府毕竟已开始尝试着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在国有资产瓜分狂潮和随之而来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动荡大体就序之后,一个理智的政府将有可能在对以往危机教训的认识中建立起“学习机制”,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起大落地搬动经济杠杆,变幼稚无度为稳健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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