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财政支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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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度相关，特别是郊区农业具有明显的生态和环境作用。这与国外没有差别。 第二，农村社会基本的资源就是土地，土地并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更主要的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特别地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样基本体制条件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向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天然的就把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中国出现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且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这种分配是不变的。比如土改时强调不变（当然后来变了），大包干说十五年不变，现在说30年不变。不管怎么改变提法，新中国50年历史上三次土地分配都是按人为分配依据的，当年毛泽东曾经设想过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实行大拉平，但是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哪个村也不愿意别人占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基本上是按社区内部人口分配土地，这样土地事实上以社区为边界、天然就具有对社区成员农民的生存保障，因此就具有了社会职能。又由于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不可能与这样9亿农民人口（实际8亿8千万）交易，不可能对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将是长期的普遍现象。我们测算到2030年至少不会变化。因此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承担8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首先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由于农业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一个产业里的生产资料，这与国外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因此土地、农业中的主要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具有社会职能；农业便因此具有了公共品的性质。 三、关于农村的社会开支 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开支毫无例外，都是由政府财政保障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政府财政不能管、或者管不起的。于是农村社会事业开支，也要寄托于农村经济自身进行的收益分配调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组织中，客观上也发生了类似于财政的功能，即二次分配，因此村社经济，曾有人专门研究县级政府与县级财政以下的非正规财政、即村社财政，研究乡村组织有无二次分配功能。比如说修桥补路，鳏寡孤独、照顾生老病死的事，几千年来都是由社区承担的。虽然现代制度下的政府以财政二次分配来承担修桥补路，鳏寡孤独这些公共职能，但这不过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也就是现代中国才有的。而长期看，哪怕二十世纪历史看，实际上财政上所能承担的农村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农村社会开支由财政负担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村社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职能。村社经济和村社社会本身结合为一体，其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品性质。所以三农问题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绝对不可以简单地归类于微观的农业经济领域，或是简单的农业微观产业的领域。因此，与财政投资有关系的是三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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