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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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１０． ７４％，非税负担为２１．７％，税费负担合计为３２．４４％；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平均税收负担为１２．９１％，非税负担为２６．３９％，税费负担合计高达３９．３％。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１９９６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７．６１％，非税负担为１５．２２％，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２２．８３％，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１９９４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２． 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１５％、２４％、３０％，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１０％）。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ＦＤＩ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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