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会计政策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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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债权人的合约。詹森和梅克林首先注意到融资方式不同，代理费用是不同的。相应地会有不同的代理行为（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企业用说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以从中获得大部分剩余；若投资失败，由于“有限责任”的法律规定，股东在破产时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则要承担全部后果。为减少代理成本和风险，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债权人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在借款偿还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订有一系列保护性合约条款。这些条款常涉及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协议的条款，则视为违约，整个借款将立即到期。这类合约中有许多是以会计数据定义违约行为的，这将促使管理当局选择可减少违约可能性的会计政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当局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将发生违约行为，人们将预期管理当局变更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通常情况下，有债务合约的企业比没有债务合约的企业更可能采用可增大收益和资产的会计政策。就有债务合约的企业来说，它们与关于利息保障倍数的限制性条款联系与紧密，便越有可能采取那些能提高此财务比率的会计政策。瓦茨和齐默尔曼的研究表明：若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管理当局便越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移至当期的会计政策。 3）、与政府的合约。在企业代理关系的各利益相关方中，政府是其中之一。西方政治活动理论提出了政治活动要用到会计数据的理论。例如这种理论假设政治家们常利用巨额的报告收益作为垄断的“证据”；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制定管制行业（如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这些收费标准是根据会计上采用计算成本的公式确定的），限制它们所提供服务的形式和数量；政府的税收也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不论是收费标准的制定还是税收是征收，都将引起财富的转移。若某个企业存在着由于政治活动而引起的潜在财富的转移，那么可以假定它的管理当局将采取能减少其财富转移的会计政策。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赢利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可能引发危机而受指责的企业（如石油公司），其管理当局相对于未受到政治压力的企业而言，更乐于采用能减少预期盈利变动的会计政策。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对配股和暂停上市的规定中，有不少财务指标，上市公司为避免摘牌或取得配股资格而进行会计选择甚至会计操纵的行为的例子也不少。如统计显示：1997年新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前3个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同期全国国有企业相应指标平均值的5倍以上；此外，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也是如此，1997年度的723家上市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在10%到11%之间的企业多达205家，而在9%到10%之间的仅20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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