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改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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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我国，这几年的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直线上升，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１９９６年就已达到２０．１７％，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２０％，１９９９年高达２５．２６％；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早在１９９５年就超过了５０％，１９９９年高达６０．１５％，严重超过国际经验控制区间２５％—３０％的一倍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高出日本、美国、英国的３—１０倍；同时，中央财政偿债率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０３％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４３．０７％再到１９９９年的４８．０１％，大大超出了国际安全警戒线８％—１０％的区间，偿债高峰已经来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继续增发国债的空间不大。 而这些债务都是明债。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等等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轻则出现偿债危机，重则出现社会动荡。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要慎重考虑国家债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②国债投资效率不高，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合力 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发的国债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据统计，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对ＧＤＰ的拉动贡献分别为１．５％、２％和１．７％。但从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其效率和拉动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据财政部驻３５个省市的财政监察员对涉及１３８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的７２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的结果显示：其中有２０多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挪用和违规使用资金的现象，有１０个项目前期准备不足，属于“三边工程”，有１５个项目配套资金没有落实，工程无法竣工。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１９９８年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２％的情况下，个体经济投资仅增长６．１％，集体经济投资则下降３．５％，民间投资供不应求仅增长８％；１９９９年全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高达９０％。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比例过大，将挤出一定比例的民间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然而民间资本的投资乘数要远大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其中既有投资效率、管理等运作上的问题，也有体制转轨上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投资中仍然存在漏损和挤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在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也应注意到，政府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可能会刺激重复建设的抬头；而反过来，建设项目总规模储备不足也有可能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后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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