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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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有没有歪曲喻权域呢？还是看看他自己的说法。在《牛皮吹了一万倍》中，喻权域先后对吹牛事件作了两种相距甚远的结论。先是这样说： 1958年会理县那次吹牛事件，主要怪当年一般干部（非科技干部②）的科技知识差，习惯于用百分比，不知道什么叫p.p.m，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然而化验员该不该有所自责呢？基层单位送来化验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写“含氮量百分之48”，偏要写成“p.p.m48”呢？1958年的县级机关干部，有谁看得懂啊？ 这一段文字隐去了会理县吹牛事件与当时全国性浮夸的关系，隐去了造成全国性浮夸的根本原因：最高领导的独断专行、好大喜功和各级官员投其所好、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而且在这段文字中，明明管着区、乡等好几级政府的堂堂县级变成了“基层”。喻先生把县往下扯，肯定不是要降县的格，而是淡化和减轻县级干部在吹牛事件上的责任，并把责任与化验员挂钩。但不管怎样，此处对化验员的指责比较克制，如果到此为止，也还不太离谱。但马上笔锋一转，论证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来。这篇文章有个副标题——“兼谈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通观全文，说是“兼谈”，其实是主题所在。写吹牛事件，是要论证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而在作这个论证时，县科委主任等干部从他笔下消失了，像化验员这样的知识分子成了主角。他说： 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解决知识分子轻视工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崇洋媚外等毛病。......今天回顾，我们当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有自责过多、说得过头的毛病。但总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会场上不时哄堂大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又在实际工作中与工人农民接触，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平等对待工人农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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