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收“缺位”。在改革前,与我国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相伴随的财政收入结构是税利并存, 以利为主,而且来自国有企业的缴款占大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财政收入渠道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人们的纳税一时尚未提高、税收惩罚力度没有到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处处滋生、蔓延,致使该征的税不能全部征上来,国家税收大量流失。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种矛盾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着如此“刚性”的财政支出,要改变充当着财政收入体系主力军的税收的“缺位”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而这一过程自然造成了财政对国债的日益依赖,从而形成了国债的“越位”。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冲击、借新债还旧债以及财政支出膨胀等原因也使国债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非
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挤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而与此同时,这些非规范性财政收入则急剧扩张。其所带来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但是财政支出并未随之同步下降,其中借新债偿旧债也占去了相当的比例,支出的膨胀使得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债以渡过难关。由此便形成了财政支出膨胀→财政赤字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财政支出进一步膨胀→国债发行规模再增加这样一种连锁反应。
四、降低债务依存度,适度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使经济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是多年的举债历史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作用。但是,发行规模把握不好,则可能是国家财政面临一定的风险,甚至还会造成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指标中,债务负担率在目前来看还有发展的余地,但是单纯地从债务负担率的判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仓促,因为从国债发行的增长速度来看,如果在今后不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那么用不了几年我们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才积累下来的数额。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既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从宏观上做出统筹安排,把握好国债的发行规模。 首先,要重树税收的“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税收与国债在财政收入体系中是一种此增彼减的关系,国债的“越位”自然是税收“缺位”的必然结果,所以让税收重新挑起“主力军”的重担是降低债务依存度的关键一步。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税法建设,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要更新旧的税收观念,树立新型的征纳税关系。严堵税收流失漏洞,使国家的税收流失减少到最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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